人人有贵于己者，弗思耳矣。

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之争可以追溯到马克思·韦伯的《中国宗教：儒家和道教》一书。事实证明，不但来自西方的思想深刻地改变了中国人的思想和社会面貌，中国思想也在西方产生了影响，比如，对18世纪启蒙运动有很大影响。

改革开放后，又接受了市场经济和管理科学的普遍规则，但在人文社会学科的很多领域，特殊主义反弹，与过去的文化保守主义相比，有过之而无不及，岂非咄咄怪事。当前的中国哲学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，比如，中西哲学是趋同还是趋异？对传统的和现实的意识形态是守成还是批判？中国哲学发展方向是地域哲学还是世界哲学？从理论上说，这些问题都与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之争有关。这也符合马克思的哲学观。他如此描述文化全球化：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为公共产品，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。20世纪，中国人接受了自然科学和技术的普遍价值。

中国已经成为经济大国，政治大国。现在，中国已经成为经济大国，政治大国。若只有后者，其典型就是墨翟之学了。

（《孟子·尽心上》）这种爱亲→爱民→爱物的序列其实就是儒家的推或推扩的观念：仁爱由亲人而推及他人、由他人而推及它物。（《论语集注·雍也》）例如关于刑法制度，《周易·系辞下传》说：禁民为非曰义。（《荀子·儒效》）其实，爱而利之是不难理解的，因为这是生活的实情：我们爱一个人，自然就希望他或她好，就会为他或她谋利。祀，国之大事也，而逆之，可谓礼乎？（《左传·文公二年》）由此可见，事神致福之礼尽管不是全部的制度，但却是最基本的制度。

这也就是孔子所说的：义以为质，礼以行之。所以王先谦解释爱利则形时，引杨倞注：爱（人）利人之心见（现）于外也。

但显而易见的是，这种理性只是形而下层级上的理性、亦即作为工具理性的理智：人是理性的动物，亦即有理智，他们不会任由那种无序的争而乱的自然状态继续下去，而会为改变这种状态而运用理智、制定契约、规范行为。如果面对问题本身，那么从古到今，不仅西方存在着西方的正义问题、中国存在着中国的正义问题，而且人类社会存在着一些共通的正义问题，或者说正义问题的存在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普遍的现象。甚至在更为本源的思想视域中亦然，既然是存在给出了所有一切存在者，那么存在也同样必须为所有一切假、恶、丑的存在负责。这种差等的观念必然涉及公私的观念。

公正所涉及的是上文谈到的利益的两个领域的区分：公利、私利。2、公平性准则（Criterion of Fairness）正当性原则的另一个准则是公平性。这些所需要的原则就是社会正义的原则。[12] upright 正直 《左传·隐公三年》孔颖达疏：错（措）心方直，动合事宜，乃谓之为义。

[19] 许慎：《说文解字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1963年版。但对于一个社会来说，基本的制度规范是相对稳定的，因此，最基本的问题是时代和时期的问题。

夫民有好恶之情而无喜怒之应则乱，先王恶其乱也，故修其行，正其乐，而天下顺焉。假如利益的获得是为了生活的幸福，那么幸福才是真正的目的。

其或继周者，虽百世可知也。《尚书》记武王在伐殷誓师时谈到天佑下民，作之君，作之师，引证古语同德度义。（《解蔽》）例如，凡议，必将立隆正，然后可也。乐者，圣人之所乐也，而可以善民心，其感人深，其移风易俗，故先王导之以礼乐，而民和睦。[21]《周礼》：《十三经注疏·周礼注疏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。为此，荀子特意著有《乐论》，指出：乐者，天下之大齐也，中和之纪也，人情之所必不免也。

例如西语king，汉语通过将其翻译为王而理解之，这就体现了可对应性。郑玄注《周礼·地官·大司徒》说：义，能断时宜。

壹于道则正，以赞稽物则察，以正志行察论，则万物官矣。七、中国正义论的原则：义——正当与适宜行文至此，我们就可以直截了当地来正面讨论正义原则了。

（《正论》）荀子感叹：著诚去伪，礼之经也。有时是面对一种符合或不符合某种制度规范的行为，有时甚至是面对这种现存既有的制度规范本身，我们对它产生一种正义或不正义的直觉，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正义感。

[15] legitimate 合法 《吕氏春秋·贵公》：义，法也。中国正义论的总体架构是：仁→利→智→义→知→礼→乐。…… 是以水者，万物之准也，诸生之淡也，违非得失之质也。2、时间性的适宜：时宜性准则（Criterion of Current or timely fitness）汉语义谓时宜，也是由来已久的。

因此，荀子谈到儒者之效是离不开爱而利之的：其为人上也，广大矣。这里涉及正义观念的两重含义：一是依据于现行制度规范的正义：遵循性的正义行为。

具体到政治哲学上就是政者，正也（《论语·颜渊》）。以上对地宜性准则和时宜性准则的分析表明，中国正义论的适宜性原则意味着：如果说一种制度规范的正义性取决于它的正当性，那么，这种正当性则必须落实于它的适宜性。

（《王霸》）但对公利的尊重并不一定意味着对私利的否定，事实上公利与私利的关系有几种情形：完全对立。所谓中国正义论（Chinese Theory of Justice）并不是说的关于中国正义的一种理论，而是说的关于一般正义问题的中国理论，即：中国文化传统中的正义思想、尤其是儒家的义或者正义观念、及其在当代语境中的阐释。

（《荀子·君道》）不仅如此，荀子专门著有《正论》，提出公正的要求：上端诚，则下愿愨矣。子贡入，子曰：赐，知者若何？仁者若何？子贡对曰：知者知人，仁者爱人。（《春秋左传注疏·隐公三年》）这里的措心方直就是存心公正的意思。[⑩]《国语》：韦昭注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。

谏争辅拂之人信，则君过不远。利而不流，贵公正而贱鄙争（《正名》）。

这个人间是人与人之间的意思。以上其实涉及到更深层的思想视域问题，亦即主体的诞生问题，因为：差等之爱的前提是主体性存在者（己、亲、民）及对象性存在者（物）的生成，而主体性本身却渊源于前主体性的生活存在、及其前差等性的仁爱情感。

这也就是孔子关于礼法制度损益的观念。为此，必须讨论一下孟子之所谓智的含义。